2021-05-14
2021年4月15日，香港學生在香港警察學院合影留念（圖：新華社）
一、亞洲各地去殖民化經驗
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各個反殖民，或是現今的後殖民、內部殖民的論述與運動，都是藉由族群的自我覺醒來達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自主與解放，追求被壓迫族群的民主、人權、自由和公義。且看亞洲各國或各地如何在獨立後推行去殖民化工作：
印度獨立後，大多數城市名稱由原來的英式拼法改為印式拼法。越南，早就在各地豎立起民族英雄的塑像，城市乃至街道名稱也都越南化了。菲律賓馬尼拉街道都是以民族英雄來命名，市中區的里薩爾公園就是為了紀念菲律賓國父。在馬來西亞，原來英國人留下的皇后大道、國王街等等，都被改為馬來名稱，紀念該國的民族英雄。日本在朝鮮半島殖民時的總督府建築宏偉，是日本當局權力的標誌，在戰後一度成為韓國政府的總部，但民間對這棟建築物感到不滿，認為這是韓國人的恥辱，因而在1996年將它拆卸，消除了日本殖民統治的烙印。
在台灣，由於日本統治者長期推行以泯滅台灣同胞民族意識、殖播奴化思想為目的的殖民教育，因此抗戰勝利後，清除日本殖民教育之遺毒成為當務之急。從1945年台灣光復到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期間，國民政府在台重建了教育體系，實施的去殖民化教育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日本殖民教育所遺留下的各種問題，為中國文化在台灣的傳承、弘揚打下了基礎。
近幾年，常有香港媒體將香港與曾是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作對比。新加坡於1965年建國時，李光耀便把英國留下來的公務員隊伍重新梳理，對他們的身份進行嚴格審查，加以再培訓，並要求所有公務員宣誓效忠新加坡。
從以上國家或地區的做法大概可以歸納出以下經驗：第一，去殖民化需要中央政府周詳地規劃和強有力的領導，才有成事的可能。第二，去殖民化需要從政治、社會、文化，及學校教育等多方面入手。前者包括公務員政治效忠、更改地名和處理地標、推廣國語，以及復興傳統文化、宗教信仰等；後者包括教育體制的改革、教育目標的制定、教師的審查與培訓、教與學語言的選擇、課程開設與教材編寫等。
二、香港去殖民化教育回顧
去殖民化教育是去殖民化的核心，是接受或給予系統教學的過程，特別是在中小學和大學。代入香港的情景，就是要通過教育，將回歸後香港居民的英國心趕走，使香港人成為表裡如一的中國人。
《亞洲週刊》評論說：香港殖民管治雖已湮沒，但去殖民化行動卻從未真正起步，原有制度不但保留，更被神化；而國民教育受壓而退、中國歷史課程更是自動放棄，「民族紐帶自斷，英殖陰魂長存」，年輕人因而對自身的國家和文化冷漠。新華社時評指出，香港校園似乎成了可以肆無忌憚鼓吹歪理邪說、攻擊「一國兩制」、詆毀民族國家的法外之地；回歸近24年，香港中小學教育至今仍沒有進行去殖民化過程，更沒有建立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教育體制。難怪出現類似教師在課堂上板書時使用簡體字、學校在推行普教中都會受到部分社會人士無理攻擊，及教師帶學生回內地考察交流要面對政治壓力的畸形現象。
對於去殖民化的大是大非問題，香港回歸以來一直存在一些所謂學者的奇談怪論甚至惑眾之言，如有人竟然公開表示，「香港沒有必要去殖民化，去殖化與再殖化無異」。有人則說：「英國殖民者引進的制度設計和文化，與香港本土社會發展深刻交織，早已無分你我，所謂去殖民化並不需要，也不可能將港英時代的一切文化制度設計統統拋掉。」更有的信口雌黃稱：「香港郵政局去除郵筒皇冠徽號是文化自閹和向中國獻媚的行為。」類似的歪理邪說充斥著香港社會，學校教育一直都被這種氣氛籠罩著。
有分析指香港回歸後無法做好去殖民化教育工作，原因很多：
第一，就宏觀教育體系和教育政策而言：其一，香港教育領導無力。回歸後教育體系中的主要官員及其龐大的官僚系統，絕大部分人都沒有或缺乏足夠的學校教育經驗，當中不少人更是因為不想當教師繼而轉職至教育部門的。這些人熟讀理論和政策文件，善於講程序，但並不一定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和能力引領教育發展。此外，更有部分局方人員或因個人對國家、對特區的政治制度和教育政策有不同的立場，故執行政策時往往陽奉陰違或力度不足，導致政策未能落實到位。其二，教育當局管理疲弱。殖民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校本管理政策賦予民間辦學團體和各類資助學校過大的權力，使教育當局變成無牙老虎，與學校之間只能維持鬆散結合的關係。再加上雙方對於香港整體教育目標的理解不一、關注不同，在此關係下，教育當局很多政策和指令難以直接和迅速下達至學校，使得整個教育體系的互動能力和對外應變能力都受到削弱，包括在價值教育方面未能做好去殖民化工作。
第二，就微觀學校課程與教學實踐而言：其一，課程缺乏監管。香港回歸後曾進行過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和課程改革，教育當局雖然能夠制定出崇高的教育目標和完美的課程指引，供教科書出版商和教師作為課程規劃或教學實踐時參考。惟基於成本效益及人才所限，出版商對教科書的編寫並不嚴謹，甚或有機會被別有用心的編者所操控，傳遞一些類似「港獨」學者戴耀廷那種「公民抗命」和「違法達義」等破壞社會和諧的意識。而教育當局對於部分教科書的審批往往又過於草率，接近沒有監管，通識科就是其中一例。在繁重的工作壓力下，學校課程往往受坊間的教科書所主導，結果教師對課程的理解很容易在不知不覺間出現偏差。至於校本課程，以及用報刊和網絡資訊作為教材，更是零監管，同樣容易出現教學誤導，繼而影響到學生的思想。其二，教學監督無力。在讀書志在求分數、進大學，及考評只考知識和能力的社會現況下，大部分學校對價值教育的重視並不足夠。而不同背景的辦學團體（包括約53%由西方教會開辦的中小學）和校方對教師應教哪些政治與社會方面的核心價值也有不同的立場、理解和選擇，故教育當局和校方根本難以對前線教師的日常教學工作作出適當的引導與監管。再加上部分別有用心的教師蓄意誤導學生，導致不少年輕人思想殘缺，容易出現讀書越多價值觀越扭曲的社會現象。
第三，考評被政治操控。尤其是通識科和歷史科，回歸後一直被別有用心的人士所操控，試題傾向於「戀殖」和「回殖」，並引導學生惡意攻擊特區和內地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繼而產生「倒流效應」，影響到學校的課程與教學。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考試出現「日本侵華是否利大於弊？」，通識教育科特意以「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兩難」為題，掩飾和美化香港當前大多數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低劣的事實。翻查回歸後的歷屆公開試題，上述情況屢見不鮮。
三、香港推動去殖民化教育前瞻
香港要推動去殖民化教育，需要中央政府出手推動，更需要特區政府積極配合，推出頂層設計方案，凝聚共識，塑造出一個適切的社會環境和學校氛圍，共同執行相關政策。
第一，特區政府須成立去殖民化專責部門
特區以至中央政府可參照駐港國安公署的模式和70多年前的台灣經驗，從制度上做起，成立一個由行政長官領導，中央駐港官員擔任顧問的「去殖民化公署」。此等高層次的專責部門，或擴展當前駐港國安公署的職能，全面檢討並制定香港的去殖民化政策及發展路向，並及早在教育層面形成切實可行實施方案，率先在教育領域推進去殖民化進程。情況有如國民政府在1944年4月於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之下設立「台灣調查委員會」，對殖民地台灣進行全面調研，並提出去殖民化建議。其後，即1945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又廣邀300多位教育界代表於重慶討論台灣的去殖民化教育目標與方略，然後形成政府政策，同年公布實施。
第二，教育當局須審查教育人員的政治操守
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創作了很多教育改革的口號，但是教育政府部門的體制改革完全沒有進行，負責教育的官員素質以及升遷方法側重年資，缺乏適切在職培訓的指標，非常封閉和落後。當中很多官員，在推動國民教育時，根本無心無力，難以依靠他們帶領學校推動去殖民化教育政策。故特區政府可參考新加坡的經驗，首先對教育局和考評局內部人員，及受政府資助學校的校長和教師之政治操守作出全面的審查和提出明確的要求，並道明違反操守需要承擔的相應後果，然後加以政治和師德培訓，更要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政府。這樣，將有助杜絕別有用心的局方人員和前線教育工作者狼狽為奸，透過課程、教材、教學和考評等手段對學生進行「戀殖教育」和灌輸反社會、反國家的思想。
第三，教育當局須梳理好教育與政治的關係
列寧早在1920年11月3日曾經說過：「所謂教育不問政治，教育不講政治，都是資產階級的偽善說法。」事實上，教育的基本目的有二：一是培養學生的求生本領和生活智慧，二是為自身社會和國家培養德才兼備的接班人。因此，教育不完全是客觀和中立的，而是瀰漫著意識形態，發揮著政治功能，具有「鮮明的主權屬性」，其立場必然是以自身社會和國家的利益為依歸。誠如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所言：「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佔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便是教育。」教育當局「先要打破教育非政治化的信條」，不應再害怕政治干預校園，而是應該重新收回學校進行政治教育的話語權，想清楚學校應該「講什麼政治」「如何講政治」和「誰來講政治」。其中，尤其需要關注中小學的課程實施和評估問題，包括課程、教材、教法和考評如何能夠不折不扣地引導學生釐清兩個關鍵問題：第一，西方哲學和施政模式具有「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冷戰思維傾向，而東方哲學和施政模式則強調「陰陽相依，萬物並育」的互惠共生理念；第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和政治理念之異同。
第四，教育當局須編寫人文及社會學科課本
綜觀坊間不少人文及社會學科相關的教科書，「戀殖」色彩濃厚，反社會、反國家和煽動仇恨的意識強烈，且隨處可見，難以靠小修小補改善。有學者從教科書研究、審書尺度、審書取向、教科書內容質素等四方面分析，發現教育局一直在教科書審定機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現時教科書仍長期充斥著大量反華反共的內容，顯示政府對教育的管理存在問題。故建議教育當局吸取教訓，改變政策，收回政治、社會與歷史概念的設計權和解釋權。可借鑒我國《中小學教材管理辦法》，將思政、語文、歷史等教材由國家統一編寫、審核及使用，優先處理本地小學常識科和中學綜合人文學科、生活與社會科、通識教育科、歷史科（中史及世史），成立高專業水準並具政治操守的「教科書編輯委員會」，統一編寫中央教材，並以成本價或免費提供給全港師生使用。與此同時，教育局除了要運用自身的力量外，也可邀請合適的局外人士組成專業團隊，加強到校觀課指導和檢查校本教材。這樣，將有助學校「實踐課程」回到官方「理想課程」精神的原點，消除教材所潛藏著的「殖民陰魂」，避免學校演變成為個別學者口中所指的「製毒工廠」。
第五，教育當局須加強史、地及文化教育
錢穆先生曾講過：「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瞭解。」當前香港學校最核心的教育議題，就是要引導學生認清「我是誰」。要做到這一點，應該逐步要求所有小學和初中學生接受系統化的中國歷史、中國地理和中國文化教育，其課程內容則要符合「一國兩制」精神和香港基本法規定，引導學生認清自己同時具備「香港居民」「中國國民」和「世界公民」身份，而不是糾結於「香港人」和「中國人」二元對立的概念困局中。有前線教育領袖曾向中央和特區政府提出借鑒澳門經驗，建立「香港回歸祖國博物館」；也有資深公關從業員認為中文科是導引學生認識中國文化，培養對中國感情的主要源頭，因此需重視本科文化傳承與價值教育的功能。 筆者認同有關觀點，學校加強史、地、中國語文和文學教育將有助香港教師引導學生認祖歸宗，建立起「根在中國」的觀念。
第六，教育當局須擴大傳統愛國學校的規模
1997年之前，香港愛國教育的根在俗稱的「左治五世」中學，即五間傳統愛國中學，分別是漢華、培僑、香島、福建和勞校（即今日的創知中學），其教師主要是愛國的教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員。雖然這些學校在1991年前並沒有獲得港英殖民地政府任何的津貼補助，畢業生更受盡歧視，不能申請政府工。由於教學資源不足，這些學校學生的英文水準也不高，然而，就是這樣資源匱乏的環境卻培養出大量愛國學子，許多人更成為今日愛國陣營的穩定棟樑。回歸已近24年，此類愛國學校的數目依然不多，全港約1,100所中小學，愛國學校只佔1.5%，而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會學校卻佔到53%。教育官員的惰性造成今天傾向港英政府的思想教育，加上反中亂港教師組織控制著大部分前線教師，故不管特區政府投入多少資源，也無法扭轉強大的慣性力。「縱觀歷史，對付傳統慣性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另起爐灶，我們的優勢是爐灶本來就在，不用另起，只要把現有愛國學校的規模擴大就是了。」
第七，教育當局須調整國民教育的目標與策略
教育局負責德育及公民教育的總課程發展主任曾表示，香港學校普遍已將推動國民教育列作重要的發展目標；本港中學生對國家的認同程度持續上升，他們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也認同自己愛國家。他進一步指出，教育當局是透過增撥教學資源、提供師資培訓、製作教學資源、舉辦教學活動來推動國民教育的。眾所周知，這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講法。未能承認工作不足，何談改革呢？有社會人士指出，國民教育的目標就是要帶領學生認識中國近代政治社會體制（改革開放）下的公民角色和責任，及建立起對中國的文化認同。要教這兩點︰第一是國情，教學生有關中國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基本知識；第二是文化，教學生中國文化的基本知識、儒釋道、書法水墨、詩詞歌賦。簡單來說就是學習中國歷史、中國哲學和中國藝術。只要把這些知識系統地教給學生，學生自然會有能力去理解，並從認識到認同，成為一個正常的國民。
第八，教育當局須制定政策促進兩地教育交流
要想重振香港社會凝聚力，激發社會活力，在教育體系中推行去殖民化是特區政府當下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兩地教育部門可制定政策，以現有兩地姊妹學校為載體，創造條件，促進兩地中學師生進行一段較長時間（例如一學期）的工作或學習交流。此外，要積極鼓勵和推動香港與內地高校進行教師交流、學生交換，建立學分互認、課程互聯互通等制度，促進兩地大學師生交流和學習，從而加深瞭解，增強國民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學者認為依託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平台，各地加強教育合作將有助提升香港年輕人對國家的認同感，並加速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可達至去殖民化教育的目的。
第九，通過加強法治教育和完善「概念命名」強化「一國意識」
回歸後一系列政治社會事件表明，本土主義逐漸呈現出極端化、合流化、西化的新趨勢，「戀殖」陰魂未散，故學校有必要加強法治教育，在協助學生消除「戀殖」心態的同時，積極建構「國民身份」認同。學習我國憲法第31條和第62條，有助學生理解設立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及特區與中央之間的從屬關係；學習香港基本法第1條、第18條和第23條，有助學生加深理解「一國」是「兩制」的根和本，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香港國安法的原由和法律依據；學習香港國安法，有助學生認清國家的安全需要和安全底線，避免走入誤區。而為了幫助學生釐清香港特區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建議教育局、出版社、學校以至考評局，日後無論在課程、教材、教學或評估時，都應完善概念命名，包括把我們過往慣稱的「憲法」稱為「國家憲法」，把「基本法」稱為「特區基本法」，把「國安法」稱為「港區國安法」。這樣，將潛移默化地影響師生，在斬斷「回殖」幻想的同時，更能強化「國家」和「特區」的憲制關係，建構「一國」和「兩制」的整全意識。
第十，積極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誠如有學者所言：「語言具有延續民族歷史、傳承民族文化的功能，是去殖民化的關鍵要素之一。」普通話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語言，是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因此，香港有必要更積極地推廣普通話，這樣將有助於增強香港居民的國家認同。建議特區政府採取以下措施：首先，政府應發揮帶頭示範作用，積極提升全體公務員及立法會議員的普通話水平，並鼓勵各級官員和立法會議員在公開場合儘量以普通話發言，潛移默化地確立普通話的官方地位。在公務員升職時，還應要求其通過國家語委的普通話測試，引起各級官員對普通話足夠的重視。其次，教育當局應為學校掃除不必要的政治障礙，確立「普教中」的教學語言政策，並分三至五年在全港官立及資助學校實施。語文科更應系統地向學生介紹漢字的簡化規則，以便學生能夠讀懂內地圖書，增加對國家的認識。最後，教育當局一方面應加強「普教中」語文教師的培訓，另一方面宜逐步鼓勵並培訓其他學科教師運用普通話作為課堂教學語言。這方面的工作，可借助內地師範大學尤其是大灣區學校力量。特區政府可設立獎勵機制，對能夠純熟地運用普通話作為課堂教學語言的教師作出一定獎勵，如增加一個薪級點，或做滿若干年享有若干個月有薪進修假，或於申請升任高級職位時作為必要條件等。
四、結語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香港回歸祖國近24年，至今仍未能建立起「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教育體系，無力消除殖民地教育的遺毒，造成今天年輕人疏離祖國，憎恨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造成今天困局的原因很多，就教育因素而言：一是特區政府由始至終都不敢承認教育具有政治功能，反而不斷在強調政治要遠離校園，更別談著手處理去殖民化教育這個政治議題；二是回歸後具備家國情懷、有政治識見、勇於承擔社會責任的教育官員和前線教師數目實在太少，不足以扭轉困局；三是回歸後的國民教育策略出了問題，傾向於透過宣傳、推廣和資助學校推動國民教育活動，忽略了國民教育的關鍵是對「課程和教材」的研究與設計，及對「課程實施者」的培訓與監督；四是教育當局過分下放權力給民間辦學團體和學校，招聘校長和教師時只關注資歷和招聘程序，完全忽略職前和在崗時的師德、政治審查、培訓和監督，使眾多學校變成「播獨工場」和「反中基地」。
誠如梁啟超先生所言：「天下最傷心的事，莫過於看著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壞路走。」如果特區政府，尤其是教育當局再不警醒，儘早做好去殖民化教育工作，香港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將持續被部分西方國家和本地別有用心的教師、政客、記者、律師和社工等所洗腦，變得偏激、暴戾，最終跌落反社會、反國家的深淵而無法自拔，類似2014的「佔領行動」和2019年的「修例風波」將反覆發生。
習近平主席指出：「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 筆者殷切盼望，中央和特區政府能夠吸取「反修例暴亂」教訓，痛定思痛，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及早成立「去殖民化公署」此等專責組織，廣泛諮詢、深入研究，為香港制定全盤的去殖民化政策。要要求特區各個政策局包括教育局，與國家教育部緊密溝通和合作，領導全港大、中、小、幼學校關注「課綱教本」和「教師」問題，合力從制度層面和意識形態層面把去殖民化教育工作做好，努力消除英國殖民統治香港155年的「遺毒」，並推動廣大師生從國家、民族、文化三方面「漸進同化」，從而喚醒自身的國家和民族身份。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1年5-6月號第35-42頁
